薄熙来致重庆及全国人民公开信(4)
曹溥谨按：发布本篇之后修改了一下，删去了后面关于薄书记的政治理想部分。按要求暂不能发布。日后发完第五部分就结束。
（接上一篇博文）
各路消息如潮水般涌来。至此，谜底已经全部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低估了美国那个华人神探，也小看了南方那小小的报社，就像当年我在东北看到的朝鲜“逃北者”闯进日本领事馆一样。料想中的绞索，原来是自爆式炸弹。
这三个月发生的变故，将来人们可能不明白的关键地方，我已经交代清楚。
我用人失察，应该负怎样的责任，任由评说，也听凭中央处分。将来在法庭上，让我的妻子谷开来和王立军为杀人案公开对质，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接受公正的审判！真正的策划者、操控者一定会接受最高的刑罚；而被操控的、精神状况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人，一定会得到恰如其分的处置。
当王立军那些骇人听闻的罪行被揭露、被审判、定死缓之刑的时候，希望大家有足够承受能力，完成对一个所谓的打黑英雄的到十恶不赦的罪犯的认识转变。不要因此丧失打黑除恶的信心，山城人民追求正义、享受安全的愿望合乎天理，不容剥夺；也不是一两个人物所能改变的；一定也会有人以此事来为王立军鸣冤，那时候，希望你们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
我没有想到局势变化这么快，我愧对北京来人，他年纪比我还小，却为我一夜头白，眼中满是令人心悸的绝望。将来痛苦的何止他这个沉湎诗书的才子？我对这场建国以来的罕见阴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手段，注定要承受后果。
我怕吗？我不怕。这些宵小之辈的小伎俩，小聪明，终究不会代替历史与正义的大道。
“江东弟子多才俊”的字样送到了我的手上，我摇了摇头。重庆的探索与实践，吸引了党政军民各界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爱党爱国人士的关注和支持，这一切都是因为牵挂着人民和国家的未来，从没有人想、也没有人能因此挟众自重。
何况，既然已经汇报了最后那只黄雀的策反，我就决不能再给别人坐实的把柄。
来北京的前夜，“风波亭”的字样又送来了，我置之一笑。天日昭昭，人心灼灼；三尺高悬，史乘如镜。我怕什么呢？
在北京的这几天，我看到那个老书记的儿子上蹿下跳。我要指出的是，八十年代末期，我父亲薄一波找他父亲谈话，完全是邓小平同志的委托。当时我父亲认为，身受平反之恩，前去宣布处分，实属不妥。邓小平坚持要求，父亲才不得已而为之。恩将仇报、落井下石之说，纯属臆测。他们都已不在人世，而这个人却把复仇之剑 指向我，可悲可叹，实在有损乃父之德。
儿子和门生故吏联合起来，准备把文革余孽的帽子戴到我头上，实在是颠倒黑白。我的一家在文革中深受迫害，母亲因此死难，我个人也身陷囹圄。请问以什么理由判定我是文革余孽？
重庆所唱之“红”，很多在文革期间是大毒草；重庆打黑，靠的是公检法的依法运作。哪里有红卫兵的揪斗？哪里有造反派的夺权？重庆的经济建设，立足于市场经济和引进外资；重庆的组织建设，三进三同，是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重庆的民生导向，是响应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落实314部署……请问哪一条是文革手段呢？是“走回头路”呢？
真正触动他们神经的，是我提出的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那句话的后一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设想，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千千万万工农大众的庄严承诺，是改革开放路线施行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基！我在重庆仅仅是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作了一点微小的探索，他们 为什么就已经不能接受呢？
没有了共同富裕，还有社会主义吗？没有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共产党执政呢？也就是说，我们和当年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的根本区别还存在吗？ 所以，背弃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就是背叛社会主义，违背邓小平理论，必然失去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挡不住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势力的进攻。
现在某些人积极为民营经济鼓与呼，这没有错；但是试图搞私有化的浪潮，那就是不道德的，那就是犯罪。那就是慷国家之慨，大人民之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使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有什么不可以呢？ 至于谁进谁退，让市场来决定不好吗？如果觉得公有经济占据垄断地位，使民营经济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那么，我们要做也是完善法制和政策，努力使它们在较为公平的平台上去竞争，而不是人为地割肉补疮，巧立名目把国有经济变成民营经济、把人民的共同财产搬到个人的口袋里，举行瓜分人民财产的盛宴狂欢！
退一万步说，真的要“分家”，也应该由人民来决定怎么分！公有制经济，是中国人民的财产，港澳台同胞都有份，甚至连建国后移民海外的同胞都有份，怎么能说分就分、说送就送、说拿就拿呢？在全国人民授权之前，我们共产党只能是做好职业经理人，老老实实地为老板——中国人民打好工！
重庆积极引进外资，扶持民营经济，同时也大力壮大公有制经济，实现“国进民也进”，难道就不利用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吗？重庆突出“分蛋糕”，难道不是这几年关于改革分配制度、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有益探索吗？拿出国有经济的利润来补助人民，加强民生建设，难道不比把国有资产送给少数人更好吗？如果说我是在收买重庆民心，那么谁有妨碍你们用央企冠绝全球的巨额利润来收买全国人民的心呢？
说到底，重庆的信念和价值，阻碍了一个庞大的权贵群体侵吞人民财产的道路。
说到政治改革，有人把它挂在嘴边，扮演孤独的悲剧英雄，请问你将北辰置于何地？你到底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
政治改革不同于经济改革，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摸石头过河，更不能莽莽撞撞“杀出一条血路”。在内部实现重大的理论突破必去的共识之前，不能进行全局性地轻举妄动。那么是不是就只能无所作为呢？我认为不是。我们可以努力实现清廉政治，加强党群联系、密切党群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拿出切实的制度和行动确保官员财产受到有效监督，使官民之间的互信程度不断提高，使官员真正为群众谋利益、成为百姓的贴心人。唯有如此，才能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
重庆的实践和探索，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赢得了民心，从而大大拓展了党在政治改革上的战略主动权和话语权。这正是海外反华反共势力所嫉恨的，所以我就成了他们眼里的颜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的绊脚石，所以要么策反我，做不到就毁了我。
重庆的一切成绩和经验，都是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只要是真正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什么不能见容的呢？新一代领导人即将产生，只要以开放的心态，民主的精神，尊重首创，珍惜经验，重庆的小流怎么就不能融于全国的大河呢？
封建残余和文革遗风，到底盛行于什么人的大脑呢？
三月的北京，竟然春寒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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