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对王军涛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迷不悟的人，请看看刘刚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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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向台湾军情局提供了哪些情报？》

王军涛曾经收受台湾军情局大笔经费，在1994年到1999年间，王军涛从台湾军情局收到的情报费上百万美元。

众所周知，台湾军情局提供的军情费，都是以提供政经军情报为条件的。王军涛能够连年从台湾军情局获得大笔军情费，王军涛就必定是向台湾军情局提供了相应价值的情报，否则，台湾军情局绝对不会做这种只出钱而不讲回馈的赔本买卖。

我不知道王军涛向台湾军情局提供的全部情报内容，但我知道王军涛的确向台湾军情局提供了大量情报，而且，这其中的部分情报导致我的许多亲友被中共当局逮捕、关押、和劳教。为了让更多人不再无辜被王军涛等人向台湾军情局提供的虚假伪劣情报牵连，为了让人们了解某些民运人士为了获得巨额情报费用，不惜栽赃陷害国内善良人士，我不妨揭露一下王军涛向台湾军情局提供的一些情报的大致内容和经过。

1989年6月19日，我因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被中共政权逮捕。1991年2月12日，我被中共政权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六年有期徒刑。1995年6月18日，我被刑满释放。但释放后，中共政权依旧以剥夺政治权利为名对我进行监视居住，而且还特意给我颁发了13条规定，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允许我寻找工作，不允许我的亲友给我帮助和支持。

我释放后被遣送回我的父母所在地吉林省辽源市。回到家不久，就接到许多朋友的电话，对我安慰和鼓励。这期间也接到几次王军涛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从王军涛那里，我了解到王军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了“中国战略研究所”。王军涛告知我，他早就将我的名字列为中国战略研究所的理事会成员。一道享有此殊荣的还有王丹、陈子明、任畹町等等仍在中共监狱中的中国著名反对派人士。王军涛告知我，每个理事会成员都会得到中国战略研究所的经济资助。为了将中国战略研究所给我的资助及时送给我，王军涛让我提供一些我亲戚朋友的地址，以便让王军涛方便同他们联络，再设法通过他们将钱转给我。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先后向王军涛提供了一些我亲友的名字、地址、电话、甚至是银行账号。这其中有我的表弟王X忠、王X岩、李X明、李X同，我的堂兄弟刘X家、刘X华、刘X田，等等。我向王军涛提供了这些人的电话号码后，王军涛很快就派人同我的这些亲友联络，或是打电话，或是从北京来人见面。但这些人从未谈及送钱的事情。可是，随后不久，我的这些朋友都反反复复被中共当局逮捕、拘留，我的一位堂兄甚至还被收容审查一年。

我原本以为，我的这些亲友被中共当局逮捕拘留，无非就是想对我进行恐吓，并恐吓那些想资助我的人。或许是因为我的那些朋友缺乏地下工作经验，不注意隐蔽自己，而被中共抓住把柄。王军涛知道了我的一些“联络人”都被中共严控或逮捕，就建议我派一些联络员到北京去他在北京的联络站，那样就一定能够避免被中共当局发现。我也赞同这一做法。于是，我委托我的几位朋友前往北京去拜见王军涛在北京的联络员。我的朋友张航斌、李春光、刘X田等人先后去北京，并分头拜见了陈小平、刘卫华、包遵信、刘晓波等人，这些都是王军涛的铁杆哥们，跟我一样，他们都被王军涛列为是“中国战略研究所”的国内理事，他们每个人都从王军涛那里收到足以保证他们在国内过上小康的大笔美元。

但王军涛在北京的这几位联络官也是绝口不谈王军涛给我送美元的事情，陈小平等人却一再告知我的亲友说，刘刚只有到北京去同他们一道为王军涛工作，才有资格得到王军涛发放的津贴。北京的一些朋友还告知我，王军涛的国内理事每个月都收到1000美元的津贴补助。

其实，我让我的亲友去北京，更主要的是要探索我能否到北京去生活，我本来就无意获得王军涛的津贴。可这时我已经清楚，我是根本就不会从王军涛那里获得资助的。我很清楚，我跟陈小平等人不一样，我从来就不是王军涛的什么兄弟，也不是他们那个圈子的成员。后来，我就不再让我的那些亲友浪费时间去同王军涛的联络员联系。但我的那些亲友还是不断地被王军涛派来的人秘密联络。

1996年4月间，我设法摆脱了中共的跟踪，先是逃到了北京。在香港黄雀行动的一些成员的帮助下，又在4月27日左右逃到了香港。帮助我逃到香港的那位朋友叫“陈老板”，是王军涛将我和陈老板联系上的。

我一到香港，就同陈老板彻夜长谈。陈老板告诉我说，王军涛委任“陈老板”为敌后武工队的司令，而我是他的政委。陈老板还给我引见了几位在香港的武工队成员。为了迎接他们的政委顺利逃亡自由世界，陈老板以及那几位武工队成员同我豪饮，灌得我酩酊大醉。就在我酒醉之时，陈老板给我拿出了王军涛发给陈老板的传真，那是给陈老板的委任状，还有一份计划书。那份计划书上分明将我在国内的亲友们都列成这个敌后武工队的国内敢死队成员，包括我上面提到的我的表弟王X忠、王X岩、李X明、李X同，我的堂兄弟刘X家、刘X华、刘X田，我的朋友张航斌、李春光，还有我曾经的铁窗好友李杰、梁立维、安福兴等人。这个名单上所列的国内敢死队成员，几乎全部是我的亲友，是王军涛要他们帮我送钱的那些人，而负责同这些国内敢死队成员联络香港联络官是李玉奇。李玉奇原本是清华大学高自联成员。在秦城监狱时曾经跟我同号。在1995年8月，李玉奇同我弟弟刘勇一道逃亡香港。

我突然明白，我的这些亲友为何会被中共政权反反复复逮捕关押了！原来他们都被王军涛列为敢死队成员！

1996年4月30日，我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顺利来到美国。我先是在王军涛家里住了十几天。我见到王军涛不久，王军涛就将他手写的那些有关国内武装反抗力量（也就是陈老板所说的敌后武工队）的有关文件全部交给我，并正式任命我为政委，让我全权负责这一行动。我一看那份报告，就是陈老板给我看的那份报告，所列人员全部是我的亲友。我一再跟王军涛说明，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民主人士，他们不过是一些愿意帮助我的亲友，有大部分人就是本份的农民，根本就不会也不愿意从事什么武装暴动。王军涛却跟我说，这些报告只是骗骗美国人、台湾人、和香港人的。只要将这种报告不断送给那些反共组织去看，就会得到经费。

在随后的两三个月中，王军涛领我去拜会了那些所谓的金主。大概是在6月份，王军涛领我到纽约，说是要拜会一位台湾商人，说这位商人愿意资助我们在国内进行武装暴动。记得是在纽约的一家希尔顿饭店，我和王军涛在饭店的一楼会客室里见到了那为大老板。王军涛跟那位老板叫李老板，李老板跟王军涛叫王老板。李老板还带了一位助手。我们谈话时，李老板的助手不停地记录。王军涛和李老板反复谈论那份武装暴动方案，反反复复提到的就是我的那几位亲友的名字，以及要李老板提供大笔经费资助。王军涛还让我向李老板说明这个行动计划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李老板的资助了。我越听越感到王军涛在吹牛。与其说是在谈论什么武装暴动，还不如说这是两个人口贩子在讨价还价，是在拿我的亲友的人头在做交易。我立即将王军涛叫到一旁，质问王军涛到底是在同什么人在谈判。在我一再追问下，王军涛不得不告诉我，那位李老板是台湾军情局的负责官员，他已经向王军涛提供了大笔经费。我立即告诉王军涛，我不会参与这种谈判，我更不会拿着国内无辜者的人头去跟台湾军情局做交易。王军涛一再劝我，让我帮他这个忙。我没有答应他。随后，王军涛就自己去继续同台湾军情局继续讨价还价。

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王军涛还让我跟他一道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跟我们谈话的主要是负责中国和亚洲事务的高宝玲（Louisa Greve)女士。目前高宝玲女士已经高就NED的副主席。每次见到高宝玲，王军涛都要跟高宝玲讲述王军涛的研究所在国内组织的体制内和平改革方案，还要大讲特讲他在国内组织的武装暴动计划。王军涛还要让我证明有很多人因为参与这一计划而被中共逮捕、判刑。我后来才了解到，王军涛每年从NED那里获得几十万美元，多的时候是每年40万美元。

王军涛还将这同样的一份计划书递交给其它的一些基金会，包括港支联、以及《天安门纪念基金会》。《天安门纪念基金会》是由一些美国华侨在1989年“六四”期间成立的基金会。该基金会的主要发起人是著名的华侨领袖马林洁辉（现在叫林洁辉）女士。林洁辉是香港米王的继承人，是新洲中国日的发起人。利用林洁辉女士的名望，《天安门纪念基金会》曾经募集到大笔捐款。在王军涛的影响下，《天安门纪念基金会》的捐款后来基本上被林洁辉的前夫马先生控制，而马先生将《天安门纪念基金会》的基金几乎全部转给王军涛使用，包括王军涛在学校里的奖学金或生活费用，包括王军涛出版发行的各种书籍，还包括用五万美元资助陈小平去读书或写什么中国问题的论文，等等。当然，也包括王军涛在国内的那些体制内改革计划书以及体制外的“敌后武工队”等等编造的项目。林洁辉女士对王军涛大量挥霍浪费《天安门纪念基金会》的基金感到怒不可遏，终于在2005年前后同其前夫一刀两断，彻底断绝了《天安门纪念基金会》对王军涛的支持。

由此可见，王军涛拿着一个所谓的“敌后武工队”的计划书，至少向台湾军情局等四家机构申请了经费。仅仅是台湾军情局就给了上百万美元。王军涛就是这样用国内无辜者的鲜血和人头去同台湾军情局进行讨价还价。这仅仅是我所知道的一部分王军涛向台湾军情局出卖的情报，尽管这些情报都是虚假伪劣情报，但他却使得很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同时，台湾军情局也就是用这种虚假情报和虚假的“反攻大陆”行动来欺骗台湾政府，欺骗台湾民众。希望中国大陆的民主人士务必多加小心，严防被王军涛这类伪民运欺骗和利用，更要防止被人无辜地任命为“敢死队”、“冲锋队”、“武工队”等等虚假的武装集团成员，而实际上不过是王军涛等人用来诈骗钱财的诱饵或人质。

刘刚

2012年1月19日

下面是摘抄的一段网络文章。这其中透露的台湾军情局对王军涛的策略，与王军涛利用我亲友向台湾提供虚假大陆情报人员名单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

　　因為近些年來民運內鬥不斷，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等機構在提供給他們的經費的時候，變得越來越謹慎，越來越嚴格。儘管臺灣情治單位繼續給某些民運組織提供經費，但對他們也並不放心。為防範民運拿臺灣的錢卻失去控制，臺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

　　在被曝光的臺灣國安局密件中，有一份是前國安局長蔡朝明於2004年2月26日交給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和總統陳水扁的公文。這份公文非常清楚地指出，今後臺灣資助海外民運有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的“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人士在大陸的親友，拓展臺灣在大陸的情報網絡。同時，為防範民運人士趁機擴大勢力，臺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如“為臺灣所用，由臺灣主導”；“勿同意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搆，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此外，臺灣國安局還就每名民運人士的性格特點以及價值大小不同，對他們進行評估區分。臺灣情治單位認為，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於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可以通過分期、分階段的方式進行資助。由此可見，雖然臺灣情治單位給“民運二王”以慷慨的資助，但實際上也是防備之心仍在，對二王也是區別使用和對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