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王岐山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各常委、委员：
我是周永康，中共党员，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我于二O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被中纪委双规，接受审查。为了配合组织，搞清事实，现将最近一段时间的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呈交中央，请审阅。
一、关于王立军的问题
1、关于王立军的提拔重用及调往重庆打黑
王立军原来是辽宁省铁岭市的一个普通民警，这个人因为特别善于钻营，善于通过各种方式包装自己，而且不择手段地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善于编造弥天大谎欺骗上级和舆论，迎合一些媒体的口吻，把自己打扮成打黑英雄，公安部一级英模，终于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基层员警爬到副部级公安局局长，还当上了一个直辖市的副市长。
（此处略去细节）
2、关于我与王立军的关系
王立军成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唯一活着的公安英雄，从铁岭到锦州再到重庆一路攀升，期间都是在我担任公安部部长的二OO二年到二OO七年间完成的，应该说我这个公安部长、政法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认识王立军并欣赏他，却是在此很久，我在辽宁工作期间的事。
那是我在辽宁盘锦市担任市委书记，王立军在铁岭担任公安局长。有一次他长途奔袭到盘锦来抓人，并且没有根据公安机关内部的规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予以配合，惹得盘锦市的公安局长很不高兴，到我这里来告状。本来我也没当回事，有一次去省里开会，晚上在一个吃饭的场合遇到了铁岭市的市委书记，我跟他说起王立军的这档子事，不想这位书记却说，王立军也在这里开会，我把他叫来让他给你道歉。我说那就不必了，以后注意协调就行了。但是这位书记同志却非常认真，很快就把王立军叫到了我们的这个包间来。王立军穿了一身警服，胸前戴满了勋章，剑眉直鼻，雄武英俊，他给我敬个礼，大声说：对不起周书记，以后再去盘锦，立军一定先向周书记汇报，再去抓人！
（此处略去细节）
王立军后来越来越跋扈，他蛊惑薄熙来枪毙了文强，把三千多重庆市的公安干部就地免职，搞什么竞争上岗，培植自己的权利基础；他还从辽宁调来六十多个处级干部，作为自己的班底彻底控制重庆，打击地方干部；最不可容忍的是，他本来是正确的打黑路线搞成了一个劫掠民财挥霍无度、滥用职权打击干部、蔑视公安部领导和法律尊严，对中央和重庆市领导进行非法窃听，最后践踏法治迫害律师引起全国公愤的疯狂行动。以至于发展到最后，薄熙来都无法掌控他，他反过来居然设局让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然后穷途以此绑架薄熙来同志推荐他当重庆市委常委或者公安部副部长并最终当上公安部部长。
对王立军的狂妄表现和罪恶行动，我从二O一O年就有所察觉，曾经向公安部长孟建柱同志建议将其调离重庆，无奈薄熙来同志不同意，我也多次跟薄熙来面谈或者在电话中提醒他要注意王立军这个人，不可放权太重，否则会不可驾驭。我对薄熙来说，王立军就是一匹野马，驾驭好了能干大事，驾驭不好也能惹大祸。后来想起来，我这句话其实并不准确，王立军绝不仅仅是一匹野马，他还是一头做了伪装的野狼，一旦给了他机会，露出獠牙，他就要吃人！
万没想到，我对薄熙来谈的对王立军的看法，都被王立军通过窃听手段予以掌握，王立军对我怀恨在心，开始设置圈套、布置陷阱、罗致罪证构陷于我。王立军后来叛逃美国领事馆做了可耻的叛徒的时候，向美国领事馆交出的许多关于我的录音、录影和照片等等，都是这个王八蛋潜心积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炮制编造出来的。（下文我会重点阐述）。
3、关于王立军的叛逃处理及薄熙来的最后结局
首先，先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王立军为何要叛逃？他作为一个副部级公安干部，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赫赫有名的打黑英雄，居然要叛逃到美国人的领事馆里去，还有比这更荒唐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吗？
这句话至少有一半是真话，那就是王立军到了北京，把问题彻底搞清楚的话，他确实死有余辜。因为重庆的坏事至少百分之九十都是他干的，连那个英国商人海伍德都是他设局杀害的，跟文强相比，他死一百次都占了便宜，他有什么理由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呢？
别的都不提了，我这里就说一下王立军设局杀害海伍德的罪行。
（这里讲述了王立军逃亡领馆的细节和谷开来杀人案的案情,略去细节）
这就是王立军事件跟薄熙来事件处理的基本过程，我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我跟政治局常委绝大多数同志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但是我有自己的道理。我会在下一节着重讲一下自己的观点。
4、关于王立军非法窃听、诬告
关于王立军非法窃听的问题，中央纪委也不得不承认，起诉王立军的法律档中也认定：二O一O年以来，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察措施，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但是，起诉书又同时说：王立军在接受调查期间，揭发了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办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在这里必须向中央说清楚，这两段叙述说的是同一件事，有人却予以切割，做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就是我要说的王立军非法窃听和诬告问题。
二O一O年，王立军非法占用打黑行动公安查封的财产，从西方购买了世界最先进的监控监听设备，不仅对全社会，甚至对党政机关和上级领导的住所和电话进行监控监听。他甚至丧心病狂地监听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与中央政法委和胡锦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还在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到重庆考察的中央领导同志下榻的住所安置窃听器进行窃听。我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的通话更是监听窃听的重点。
根据这些监听和窃听的资料，王立军出于卑鄙的目的，采取把不同时段跟不同人说的不同的话以及我和薄熙来同志多次的公开讲话录音加以删节拼凑在一起等手段，拼凑嫁接、类比伪造、断章取义，制造了我和薄熙来同志商量推翻中央既定的组织框架，搞掉习近平同志和李克强同志，让薄熙来同志当总书记我当国家主席等荒诞不羁的伪证，以达到其卖功邀宠的罪恶目的。
王立军还通过技术手段制造了许多我和薄熙来跟不同女性进行淫乱的不堪入目的录影片，意图诋毁我们的声誉。我坚信，王立军出于罪恶目的制造的这些电子证据党和国家通过技术手段应该能够鉴别真伪，虽然他是此中高手，也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王立军采用卑鄙手段窃听监听监控党和国家领导人，其行为本身就是十恶不赦的犯罪行为，反映了他极深的主管恶性，中央又怎么可能肯定他的这些“证据”，认定他“揭发了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是自相矛盾自打耳光吗？
不难看出，中纪委也好，自高检察院也好，办案人员这样做其实都是秉承了党内某些人的机会主义心理，即只要有利于整到我周某人和薄熙来，什么王八蛋都要相信，什么胡编乱造的伪证都要采信。这样做，怎么能指望不出冤案错案？
5、我在王立军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
不管怎么说，王立军被提拔和重用，是在我担任公安部长和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发生的，特别是他被调到重庆去打黑，是我推荐给薄熙来同志的，用人失察，主要是我的问题，对此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党中央和中纪委因此对我做出任何处分，我都认帐，绝不推卸责任。
但是王立军后来堕落成一个滥用职权的腐败分子，一个疯狂的杀人犯，一个无恶不作的刑事犯罪分子，一个背叛了自己宗旨和信仰、背叛了祖国和人民的无耻叛徒，这是我始料不及、不能掌控的，对他的这种变化和堕落，我无法承担法律责任。我认为，要求薄熙来同志对王立军的叛逃行为承担渎职罪的法律责任，也是根本错误的。因为这样做混淆了王立军犯罪和薄熙来工作失误这两类问题的不同性质，冤枉了好人，破坏了党的干部路线。我在多次的中央常委会上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是却遭到多数同志的误解和打击，以至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我和薄熙来还有后来的什么令计画李源潮同志说成是什么朋党关系，生拉硬扯、胡编乱造， 无所不用其极。根据党章，任何党的干部，不管地位高低，都是党组织中平等的一员，都可以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而不受追究，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就成了犯罪？我想问问中央，我们这样做，跟文革有什么区别？还能谈得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吗？
二、关于薄熙来同志的问题
1、我对薄熙来同志的评价
谈到薄熙来同志，我必须先说一句话：有他作为我的同志和朋友，是我毕生的荣幸，至死无悔。
我己经年逾七十，来日无多，即使坐牢至死或是干脆被处决，套用赵紫阳的一句话是「我们年纪老了，无所谓了」。但整件事之中，我最感到痛心的，是薄熙来同志所遭到的不公对待。
薄熙来同志是个极能干的人，是我党和我国的宝贵人才。他对工作的投入和热情，做事的干劲和魄力，绝对是我近五十年的干部生涯中所仅见。而他毕生追求的全民「共同富裕」，正是我们党和毛主席自九十多年前建党以来，带领我们奋斗的目标。
大家可能还记得，近三十年前他去大连的时候，大连不过是个毫不起眼的北方海滨城市，但他一去到，就大街小巷走了个遍，跟老百姓深入谈心，瞭解城市的缺憾和老百姓的不满，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呕心沥血地干，把大连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北方香港，使每一个大连人都为之自豪。甚至在他离开了这麽多年后，大连人还是十分感念他。
2、我跟薄熙来的真实关系
现在网路上充斥着我跟薄熙来之间有着不正常合作的奇谈怪论，居然有种说法，是我和他结成政治联盟，要夺取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力，取习总记之位而代之，甚至把徐才厚和令计划也扯进来，说成是什麽「新四人帮」，简直荒诞离奇得难以置信。
稍有脑筋的人只要用心想想，都会知道这事绝无可能。
奇怪的是，中纪委专桉组的同志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不少功夫，好像非要在这个问题上挖出个大单来才肯甘休，使我十分怀疑，他们到底是在寻求真相，还是有人别有用心，硬要给我加上一大堆死罪。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中央，我和薄熙来同志的关系用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即：政治思想上都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走邪路歪路，不搞西方那些什麽普世价值的歪门邪道；组织上是纯粹的工作关系，没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那一套。经济上完全清白，没有任何不正当交易。
3、关于薄熙来对我揭发的解释和答覆
中纪委同志转过来的薄熙来同志揭发我的所谓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三点：
一是关于处理王立军叛逃事件的「六项指示」问题。薄熙来同志认为我说话不算数，当时承诺王立军叛逃是个孤立事件，跟他没有关系，更谈不上刑事追究。后来是我说话不算数，耍了他，搞了他的阴谋。
说实话，薄熙来同志这样怪罪我实在有他的道理，从他的角度讲，我们确实说话不算话嘛，确实秋后算帐，把人家弄到秦城去了嘛。可是，我周某人难得不冤枉吗？我主张说话算数，兑现承诺，严格执行六条指示精神，不追究薄熙来同志的责任，结果换来了什麽？不是你们铁口直断认定我是薄熙来的同党，不是也跟他一样被送进了秦城？他还有个人能抱怨，我找谁抱怨去？我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
薄熙来同志揭发我的第二件事是关于我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完全相信了中纪委专桉组给他看的那些王立军伪造的所谓「证据」，认定我和王立军互相勾结，腐化堕落，陷害与他，他甚至怀疑我当初把王立军介绍给他都是包藏了「祸心」。
4、为何我在薄熙来问题上跟中央不一致
专桉组对我的指控更为集中的一条是，为何要违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不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且同情薄熙来，跟他拉帮结伙搞在一起？
我对这个指控不能接受。
因为党的纪律中虽然规定，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但是党章中也有在党的会议上任何党员干部都可以畅所欲言，发表不同观点的权利；都有坚持真理、保留个人意见的权利和自由。
如果对明显错误的决定，不去抗争、不去反对，而是一味迁就，明哲保身，那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吗？党的事业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最终走向胜利吗？
我们党的老一代革命家毛泽杔同志、彭德怀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不都是同党的错误路线作斗争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和功绩，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历史的肯定的吗？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思想，同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我们党能够战胜错误路线，从苏区的失败中完成长征，走向抗日战场，走向人民军队的发展和壮大，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吗？如果没有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断抗争，我们党能够在大跃进、文革的错误路线中恢复生机，走向改革开放，得到今天的富裕强大吗？
我反对中央对薄熙来同志的错误处理，而且都是在党的正式会议上提出来的，都是严格遵守了党章规定的程式，没有做私下交易，没有拉帮结伙，更没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在里面作祟，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绝对没有搞什麽阴谋诡计。
政治局常委会的同志和习近平同志您，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否决我的建议，但绝不应将我表达出我的意见视为一罪行。
我们对内对外都经常在说，要发扬党内民主，为什麽我正常发表意见，居然要受到指控，而且被罗致罪名打击报复呢？这样做将置党章于何地？将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干部路线置于何地？将党的事业败坏到何种程度？你们能回答吗？
5、「周薄政变集团」完全无中生有
我相信，薄熙来同志和我要阴谋搞政变，要推翻习近平同志取而代之这项荒诞的「罪名」，绝对不可能列入我将来的正式控罪之中，但在不少媒体上面，这却是我的头条大罪，言之凿凿，绘声绘影，令不少人信以为真。
各位政治局同志都是久经考验，应该能明辨是非的共产党员，眼睛是雪亮的，应该不会相信会有我们搞政变的可能性。但有谓「曾参杀人，三人疑之，其母不能信也」，谎言重复了百遍，在不少人眼中就会变成事实。因此我还是要在这里作出澄清，以正视听，让同志们作一判断。
首先，要搞政变，必须有武装力量支持，这是基本的常识。但大家都知道，我和薄熙来都没有军事背景，而在今天的中国，也绝对没有军事政变的空间。
有人说，我们联合了徐才厚作为军中内应，配合我手上的武警系统，又有成都军区的一些领导人作为策应，手上有枪杆子，可以伺机起事。
这完全是没有军事常识的说法，须知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徐才厚和我都已经退休，手上再也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的军队和武器指挥权，两个光棍老头子，有何军事实力可言？就算是昔日的得力手下，也是人一走茶就凉，谁会听你两个老傢伙的话，跟着你去搞政变这种要丢脑袋的事？
三、关于令计划问题
把我和令计划扯到一起，甚至说我们组成了政变集团，对我来说，完全是八竿子打不著的无妄之灾。
在这里我没称呼令计划为「同志」，是因为我对他这个人从来就敬而远之，对他的为人作风不敢恭维，从来就没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办案人员说他是周薄令徐「新四人帮」之一员，还称他会是政变成功后的总书记，真是天大的笑话！任何对薄令两人稍有点认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绝无可能之事。薄熙来有能力有魅力有政绩有人气，他令计划有什么？
以我所知，薄熙来跟令计划根本就没有交往，可能连一次单独见面谈话都没有过，说令计划的老子令狐野跟薄一波同志是故交，更是胡说八道！两人级数相差有如天上地下，怎能平辈论交？倘若是真，当年令计划入京，就应到国务院工作而非团中央了。
我和令计划的交往，其实甚少。但为了给我罗织罪名，某些人利用海外媒体出口转内销，制造了无数的谣言，把我们说成是政治黑帮，我周永康怎会看得上这种只懂得狐假虎威的太监？没有了胡锦涛同志，他令计划什么都不是！
可笑的是，中纪委专案组居然就把这个破绽百出的谣言当成宝贝，对我作出疲劳审讯、反覆逼供等残酷不人道的手段，逼我承认参加了令计划的朋党，甚至指控我和令计划相配合，制造了新疆恐怖袭击事件，企图杀害习近平同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下面我把这件事详细批驳如下：
1、法拉利车祸事件的真相
所谓法拉利车祸问题，是指2012年3月17日晚上，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开著一辆法拉利跑车，车上拉著两个女大学生，据说衣冠不整，醉酒驾车，最后车毁人亡。两个女学生也都受了重伤。后来另一个大学生也死去了。为了掩人耳目，不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令计划隐瞒自己儿子死亡的真相，照常上班，而我却指示中石油的董事长蒋洁敏掏出三千万人民币作为封口费，给令计划买单，封堵两个女学生的嘴。
办案人员转述的版本更是五花八门，有一个版本居然这么说：
令计划接到令谷死讯的令计划如遭「巨雷殛顶」，「他知道，其子与两女祼死于豪华轿车内的消息一旦媒体曝光，势将被炒作成全球性新闻焦点；这意味著自己通向权力之巅的飞黄腾达之路必定横生变数，甚至功亏一篑，饮恨终身。」
于是，据说「心神大乱，定力全失」的令计划擅自下令出动中央警卫团的部队，迅即赶到事发地点，意欲封锁现场，控制证据，使其子的车祸消息消弭于无形。然而，令计划此举觢犯了中共的「大忌」，令计划不经调兵程式便擅自调动专供拱卫中央权力中枢，防止宫廷政变的「中共禁卫军」——中央警卫团，与不久前薄熙来擅自调兵围美国领事馆之举一样，都是抱薪救火的举动。此时，因薄熙来被逮而一时徬徨无计的周永康，获知令计划之子的丑闻后便「灵光一现」，欲与令计划结盟，以度过危机。于是，周永康邀令计划到政法委大楼会面密谈。文章称，令、周二人的密谈内容如今已然外泄。
据称，周永康借掌警察权和检察权之机，早已完成当代的《百官行述》，以备不时之需，要胁之用。此时，周永康把记录了令计划家族成员在山西垄断煤矿，滥权贪渎，作买官鬻爵之掮客以敛财等种种恶行恶状的秘密档案拿给令计划翻阅。令计划阅后，便以「与其玉石俱焚，不如同舟共济」的原则，与周永康达成交易。
周永康助令计划在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列；令计划助周永康同薄熙来切割，全身而退。「此后，两人密切配合，互为表里，到2012年6月时似乎各得其所：令计划不仅逃过丧子丑闻的威胁，而且经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其跻身中共最高权力寡头集团仿佛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胡锦涛在令计划说服下，有意切割周永康与薄熙来，加之薄熙来坚拒承认政变之罪，周永康全身而退似乎即将成为定局。」
周永康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他通过自己控制的特务系统，在海外散布温家宝、习近平等家族滥权敛财的丑闻；同时，周永康还在北京官场中广泛散布一个讯信——他已将中共《百官行述》编撰完成，如果中共对他进行政治或者经济整肃，他便将《百官行述》公之于国际社会，让中共千万狗官已经整体沦为贪污犯罪集团的真相，公诸于众。
这篇材料完全是宫廷黑幕小说的逻辑，其中矛盾不合理之处比比皆是。这样的东西，中纪委调查组居然视为宝贝，反覆来找我「核实」，真是可笑至极！
2、蒋洁敏在法拉利事件中的角色
2012年3月17日深夜，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在北京市保福桥发生车祸死亡之后，中央政法委办公厅的一位干部和令计划的内弟谷源旭曾经介入过调查。
原因是令计划在事发后不久，视察了现场，瞭解过情况后，对北京市公安交警系统的处理方法不满意，提出要由中央警卫局的同志介入调查，还要把令谷的尸体以及所有现场勘查资料带走，这当然是一个不合规矩的做法。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的傅政华同志就给我打电话，要求中央政法委出面协调一下，我就让中央政法委办公厅的冀文林同志找到令计划在公安部的内弟谷源旭，一同处理这件事的善后。
谷源旭担心令计划名声受损，要求给死者改个名字，叫什么贾铭。意思是这个名字是假的。结果泄漏到网上，被误传为贾庆林同志的非婚生儿子。
贾庆林同志当然不高兴，给江泽民同志办公室和朱镕基同志家里都打了电话抱怨，泽民同志和镕基同志又都打电话到政法委要求彻底查清真相，我到这个时候才感到事态严重，就亲自去中办找令计划协调。
令计划这时候也已经瞭解了事情的真相，不再抱怨和误会北京市公安系统的同志。同意让他们继续处理这个案子。但是令计划仍然希望这件事以保密方式处理，不要影响到他的工作和形象。
我当时对令计划的意见是同意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中央官员的家庭隐私，要传了出去，让内外的反动势力加盐加醋，大肆炒作，将会严重影响党的形象。而将此类事件保密，也是我们的一贯做法，没有什么不妥当之处。
至于令计划把这件事对政治局甚至对胡锦涛总书记也隐瞒不报， （此处略去细节，请关注近日出版的《博讯》杂志）
3、令计划和西山会的问题
关于西山会，我瞭解到，西山会原本是令计划组建的一个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非公开的高官显要组织，这个组织的入会标准有两条，一是必须是山西籍官员，二是必须位居副部级以上有希望晋升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的高官。据说，原国家发改委主任刘铁男也是西山会成员。
据了解，只要籍贯是山西，哪怕不在山西任职，都有机会加入「西山会」。刘铁男就是通过令计划加入西山会的。
据说，令计划2007年当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广纳晋籍高官，并且联系紧密，他们在西山定了四五处会所，平均不低于每个月聚会一次保持联络。每迎聚会，会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没有固定章程，没有组织程式，也无固定地点，甚至不会有特殊的秩序编排。这个情况中央也都了解，专案人员向我落实的时候我也做了汇报。
实际上，这种会馆式的组织很多，山东、湖南、吉林等地方的干部都以同乡会的名义组建过类似组织，只不过令计划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些人认为，加入了「西山会」，就等于给自己的仕途买了保险。西山会搞的特别猖狂而已。令计划的西山会，由晋籍商人买单，其中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就是最大的买单金主。
我个人认为，蒋洁敏给令计划的儿子处理善后出了三千万，其实就是想在令计划这里买个前程，这完全是他个人的政治投机行为，跟什么石油帮，跟我周某人毫无关系，请中央认真调查落实。
4、海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问题
关于2012年6月在中央委员和一些高级干部中举行的一次「海选」中，十八大政治局候选人令计划高票当选的问题，居然也成为我被指控跟令计划结党的理由之一，可说是无妄之灾。
专案组人员的逻辑是，蒋洁敏是我的老部下，是我介绍他给令计划处理他儿子车祸的善后事宜的，蒋洁敏参加了西山会后来在运作中央委员投票时上蹿下跳，为令计划高票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我周某人就成了令计划的死党，成了他篡党夺权的同伙。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任何稍懂点逻辑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实在是一种过度联想式的办案思路。因为这里面任何一个环节都经不起推敲，得不出具可信性的结论。比如说：蒋洁敏曾经是我的部下，那么，他做的事就一定与我有关或者是出于我的授意吗？
我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从基层干到中央常委会，领导过的部下数以万计。如按照中纪委办案人员的逻辑，他们的行为都该由我负责，这说得过去吗？
办案人员跟我说，蒋洁敏不仅是你的部下，还是你的亲信，他去找令计划，为令计划出钱出力都来自你的授意，你有什么好说的？
我必须强调，
（此处略去细节，请关注近日将出版的《博讯》杂志）
5、对与令计划交往的认识
我很清楚，在我党高层，最忌讳的是搞非组织活动（这里的非组织活动是指不按照党内规章制度搞的非法组织活动，不是指非组织的活动），也就是皇权时代的结成朋党问题。
毛主席虽然自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他本人却是非常忌讳党内高层的非组织活动的。建国初期，因为担心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务政务文系统权力膨胀，逐渐坐大，为了制约，毛主席暗中指使高岗调查刘少奇过去在伪满时代被捕的经历，高岗错误地理解了毛的用意，认为毛是想让自己取代刘的位置，因此拉拢跟自己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陈云、饶漱石等人共同反刘，这就触犯党内的大忌，最终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集团。高岗自杀，饶漱石进了监狱。这个教训党内高层谁人不知？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向毛主席进谏，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也发表了赞同彭德怀观点的意见，结果这几员大将都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
1971年，林彪因与江青集团争权失败仓皇北逃，摔死在蒙古大漠，跟林彪关系密切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丘会作纷纷被捕，历史上属于林彪山头的四野少将以上军事将领约三十多人受到牵连，其他受到株连的官兵更是达到数十万人。由于中共高层分外忌讳非组织活动，在毛泽东时代，高层领导人几乎从不来往，以求避嫌。
这种局面在文革结束之后逐渐改变，没有了毛主席这样的政治强人，中国传统官场上的朋党现象就又死灰复燃。且主要是以地域性为特徵的，比如，由于辽宁大连县级市瓦房店出了个于永波和徐才厚两个上将，小小的瓦房店市就跟著出了三十多个将军。要知道全国有两千多个县和一千多个县级行政区，平均一个县级行政区还摊不上一个将军呢。
作为一个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的老干部，我自然知道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不可容忍的，习总书记提出这个问题有著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个实事求是，朋党问题即使再严重，也不能把无辜的人打成朋党分子吧。习近平的讲话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嘛。
众所周知，我以前在部门或者地方工作，真正调到中央核心领导岗位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从2008年到现在这五年，而令计划则一直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可以说没有交集，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私交。
当然，我在中央常委会和政法委这五年，令计划是中办主任，工作中不可能完全没有来往，但一直都是纯粹的工作关系。现在坊间一些谣言称我和令计划结成朋党，互相勾结从事非法组织活动，大家用屁股想想都知道不可能。因为我们既非同乡，又非同事，也没有同学之谊，只有中央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才会偶然排在一个版面上，如果说有关系，无非就这点关系而已，怎么可能结成朋党？
我要求中央认真调查核实我和令计划的关系，如果有证据证明我和他存在不正当的非组织串联，我愿意接受党纪最严厉地处罚，甚至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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